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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 热情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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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本章内,我打算就我认为是幸福者最普遍、最显著的标志,即热情,展开讨论。

  也许理解热情意味着什么的最佳途径是,观察人们坐下来吃饭时的各种不同的行为,对干一部分人来说,吃饭仅仅是一件厌烦的事情;不管食物如何精美,他们总是提不起兴致,他们吃过山珍海味,或许餐餐如此。直到饥饿变成一种令人不可忍受的感情,他们是永不知道挨饿的滋味的。但即使在这时,他们仍然把吃饭仅仅看作每天都要重复的刻板之事,这种事情只不过由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作了规定。像所有其它事情一样,吃饭令人厌烦,但抱怨是没有用处的,因为没有别的事情比它更少让人心烦。接下来的一部分人是病人,他们吃饭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,因为医生告诉他们,为了恢复健康,进补些营养品是必需的。还有一部分人则是美食家们,进餐前,他们怀着厚望,结果发现没有一道菜烧得是够格的。还有一种感谷之徒,他们俄鬼般地扑向食物,暴饮暴食,并且长得太胖,爱打呼略。最后还有一种人,他们进餐前食欲旺盛,对眼前的食物心满意足,直吃到饱嗝连天,他们才会停下来。在人生的宴席前,人们对生命所奉献的好东西也有着相同的态度。幸福的人对应于最后一种进餐者。热情与生活的关系,正如饥饿与食物的关系。厌食者对应于苦行者,警谷之徒与骄奢淫逸者呼应,而美食家则对应于爱挑剔者,后者将生活的一半乐趣指责为缺乏美感。令人惊讶的是,也许除了暨谷之徒外,所有这些类型的人都看不起具有良好胃口的人,反而认为自己是优越的。因为饥饿所以进食,或者因为生活绚丽多彩,乐趣无穷所以热爱生活,这对他们来说似乎俗不可耐,他们从自己的幻想的高峰俯瞰那些他们认为头脑简单的人,对他们予以鄙视。我个人并不赞同这一观点。对于我来说,从着魔状态中解脱出来意味着一种弊病,这种弊病,确实在某种环境中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,但是不管如何,当它产生时,应该尽早地给以医治,而不应该把它作为智慧的更高形式。如果某人喜欢革莓,而另一个则不喜欢,那么后者优越在什么地方呢?这里不存在草毒是否好坏的纯粹抽象以及非个人的证明,爱吃的人说它们味道好极了,不爱吃的人则说它们味同嚼蜡。然而,爱吃草毒的人比不爱吃草毒的人多了一种快乐,就这点而言,前者的生活就多了乐趣,他更完美地适应了另一个人也得生活于其中的世界。在这个小例子中是真实的东西,在更为重大的事情里也同样是真实的。爱欣赏足球赛的人在这一方面就胜过不欣赏的人,而爱好读书的人则远胜于讨厌书本的人,因为,比起欣赏足球赛,读书带来的快乐机会要多得多。一个人的兴趣越广泛,他拥有的快乐机会就越多,而受命运之神操纵的可能性也就越小,因为即使失去了某一种兴趣,他仍然可以转向另一种。生命是短暂的,我们不可能事事都感兴趣,但对尽可能多的事物感兴趣总是一极好事,这些事物能令我们的岁月变得充实圆满。我们都容易患内省者的弊病,世界向他呈现出万千姿态,他却把自己的思想专注于内心的空虚。我们千万别把内省青的忧郁看得过高。

  从前有两台制造香肠的机器,专门用来将猪肉转制成最鲜美的香肠,其中一台机器一直保持着对猪肉的热情,从而生产了无数的香肠;另一台则说:“猪肉与我何干?我自己的工作远比任何猪肉有趣和神奇得多。”它拒绝了猪肉,并把工作转向研究自己的内部构造,而一旦天然食物被剥夺,它的内部便停止了运转,它越是研究,这内部对它来说似乎越发地空虚和愚蠢,所有那些进行过美妙运转的部件都纹丝不动了。它不明白,这些机器部件究竟能干什么。这第二台制肠机就像是失去热情的人,而第一台则像是对生活保持着热情的人。心灵也是一部奇异的机器,它能以最令人惊奇的方式把它获得的材料结合起来,但是如果缺乏了来自外部世界的材料,它便会变得软弱无力。心灵与制肠机的区别是:由于事件只有通过我们对它们发生兴趣才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经验,因此心灵必须自己为自己获取材料;如果事件不能激发我们的兴趣,我们便不会去利用它们。因而一个注意力向内的人会觉得一切都不值得他去关注,一个注意力向外的人,在他偶然审视自己的灵魂时,则会发现那些极其丰富、有趣的各类成份被解析和重组成了美妙的,富有教益的形式。

  热情的形式是数不胜数的。人们也许会记得,歇洛克·福尔摩斯有一次偶然发现了一顶躺在大街中央的帽子,他把它捡了起来。经过一番打量,他说,这顶帽子的主人因为酗酒而毁了自己的前程,他的妻子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爱恋他了。如此普通的物品都能引起他的极大的兴趣,因而对于他这种人来说,生活将永远不可能是无聊乏味的。在乡间野外的散步途中,有多少不同的东西能引起人们的注意。某个人或许会对鸟儿感兴趣,另一个则关心草不,还有的人留心地质地貌,也有的人注意农事庄稼等等。如果你有兴致,那么上述其中任何一项都会是有趣的,其它的也一样。一个人,只要对其中的一种感兴趣,就比不感兴趣的人更好地适应了这个世界。

  同样地,不同的人对待自己的同类,态度的差异何其惊人!在一次长途火车旅行中,一个人会对同车的旅客视而不见,而另一个则会对他们进行归纳,分析他们的性格,并对他们的状况作出相当准确的判断,甚至他也许会了解到其中几个人的个人隐私。人们在弄清别人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,也同样地反映在人们对别人的感觉之中。有些人总是发现所有的人都让自己受不了,而有些人则会很快地、很容易地对那些与自己接触的人产生友好的感情,除非有某些明显的理由,他们才会产生别种感情。再以旅行为例:有一些人将游遍好几个国家,但他们总住在最好的旅馆,吃着与在家中吃的东西一样的食物,约见那些在家中见到的同样的富翁,谈的话题也与他们在自豪餐桌上谈的相同。这些人一旦回家,他们唯一的感受只是为结束了昂贵旅行的烦恼而感到如释重负。而另外一些人,不管走到哪里,他们都在寻找那些独特的东西,并结识当地的典型人物,观察任何有历史或社会意义的东西,品尝当地的食物,学习当地的风俗和语言,回家时给冬夜带去一大雅新的快乐欢愉。

  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,对生活充满了热情的人比那些没有热情的人更加优越。即使那些不愉快的经验对那些热爱生活的人来说也有益处。我为见过一群中国人和一处西西里村庄而感到高兴,虽然我不能说当时的心清是极为愉快的。爱冒险的人喜欢诸如船只失事、兵变、地震、大火灾等所有这类不愉快的经历,只要它们不危及其健康。举地震这个例子来说,他们会惊呼:“地震原来如此!”由于这是一桩新鲜事,增加了他们对世界的了解,因而他们为此感到高兴。如果认为这些人不受命运的摆布,这并不是正确的,因为如果他们失去了健康,很可能在同时,也会失去热情,——但也并非一定如此。我曾经认识一些长年累月受尽折磨的人,但直到临死的最后一刻,他们仍对生命保持着热情。有些疾病能摧毁人的热情,有些则不一定。我不知道生物化学家现在能否区分这两类疾病,也许当生物化学取得了更大的进展以后,我们都会有机会服用那些能确保我们对一切感兴趣的药片。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,我们还得依赖对生活的常识性观察,以便判断哪些因素使得一部分人对一切均感兴趣,而使另一部分人对一切全无兴趣。

  热情有时是一般化的,有时是专门化的。它有时也许会变得极端专门化。鲍洛的读者也许还记得那位失去了可爱的妻子,曾因此一度感到生活无聊之极的《拉大格罗晔中的人物。但他开始迷上了菜罐和条箱上的中文说明,通过一个法籍中国人在语法方面的帮助,并因之学会了中文之后,他渐渐地能够阅读这些标志了。这样,他在生活中获得了一种新的乐趣,虽然他从没有把习得的中国知识用于其它目的。我曾经认识一些人,他们专心致志地致力干搜寻一切有关诺斯替教②的旁门左道的东西;还有一些人,他们的主要乐趣便是整理。校正霍布斯③的手稿和其著作的早期版本。想事先知道一个人将会对什么感兴趣是绝对不可能的,不过大多教人都能对这件事或那件事怀有浓厚的兴趣,一旦这种兴趣被引发出来,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会从单调、沉闷中解脱出来。但是,比起对生活的一般热情来,非常专门的兴趣,作为幸福的源泉,是不会令人感到满意的,因为它很难填补一个人所有的时光,并且总面临着这样一种危险:他也许会在某一天全部理解那个已经成为他的爱好的特殊事物,因此感到兴味索然。

  读者们也许还记得在我们列举的不同进餐者当中,包括了我并不打算赞赏的蓬谷之徒。读者们也许会认为,我们前此赞不绝口的充满热情的人,与婆餐之徒并无界线分明的不同。现在,我们得开始对这两种类型加以明确的区分了。

  众所周知,古代人把谦逊看作一种美德。在浪漫主义思潮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,这种观点被许多人遗弃了,而支配一切的激情得到了赞美,哪怕这种激情是毁灭性的、反社会的,正象拜伦式的英雄们所具有的一样。然而,古人显然是对的,在完美的生活中,各种不同的活动之间必须保持着一定的平衡,任何一种活动都不能被推至极端,以至于其它活动都开展不了。塑谷之徒放弃其它一切快乐,只追求食欲的满足,这样他们的生活中总的幸福便减少了许多,不仅吃喝的快乐会犯这种过度的毛病,其它的快乐有时也有这种情况。约瑟芬皇后在服装方面就是一个暨谷之徒。起初,拿破仑虽然对之颇有微词,但还是为她付帐,最后,拿破仑不得不告诉她必须学会节制,他以后只能为她付合理帐单。当约瑟芬收到一张帐单时,首先是感到不知所措,但她很快地想出了一条计策。她找军事大臣,要求从军事款中间为她付清这笔帐。军事大臣惧怕皇后革去自己的军职,所以只好照办不误,结果法国因此失去了热那亚。有些书便是这么说的,虽然在此我不想证明这故事的真实性。不管这故事是真实的,还是夸张的,但它足以向我们表明,一个有条件嗜好服装的女人,她会走得多远!嗜酒任和慕男狂便是同类中的最好例子。这些事情的根源是相当清楚的,我们所有不同的爱好和愿望必须适合于生活的总框架,如果它们要成为幸福的源泉,它们就得与健康的要求相一致,与我们钟爱的人的情感相一致,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相一致。有些强烈的爱好能使人无止境地沉溺于其中而不至于超过限度,有些则不然。试以一个爱下棋的人为例。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单身汉,那么他不必限制这一强烈的爱好。但如果他有妻有几,又无自立的能力,那么他肯定会对此加以限制。即使嗜酒狂和委琐之徒没有社会的约束,从注重自身利益的角度看来,他们也是不明智的,因为他们的嗜好与人的健康的要求背道而驰,短暂的快乐只能留下无尽的痛苦。任何不同的嗜好,如果不让它成为痛苦的根源的话,就必须让它处于由某些特定的东西所构成的框架之内,这些特定的东西就是:健康;对自身才能的总看法;有支付必需品的足够收入;最根本的社会义务,如抚养妻儿老小;等等。一个人,如果为了下棋便牺牲了上述种种特定之物,从根本上说,便和嗜酒狂一样糟糕。但我们对这样的棋迷并没有严加责备,其唯一的原因可能是:这样的人并不多见,而且只有才智超群的人才可能会迷恋如此高深的智力娱乐。希腊节制的准则实际上可被运用于这些事情上,这种准则认为,一个白天干活时也想到晚上的棋盘的棋迷是幸运的,但是,一个为了整天下棋而搁下工作的棋迷便是无节制的表现。据书记载,在托尔斯泰年轻的灵魂未得再生的时候,他因为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而被授予陆军十字勋章。但是到颁奖那一天,他却沉迷于一盘棋,竟然决定不会出席授奖仪式。在这件事上,我们很难说托尔斯泰有什么过错,因为对他来说,他是否获得陆军勋章实在是无关紧要的。不过如果一个小人物这么做,那或许就是一件傻不可言的事了。

  作为对前面提出的准则的限定,那就应该承认,有些行为被看得如此高尚,以至于为它们牺牲所有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了。一个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,哪怕遗下的妻子儿女们身无分文、无以度日,也是不受谴责的。人们也不会指责因期望某项重大科学或发明而埋头干实验,而使全家困苦不堪的人——条件是他最后取得了成功。但是,如果他没有从他期望的发现或发明中得到成功的话,大家会把他说成是一个怪人。这看上去是不公平的,因为在这种事业中,没有谁能事先知道成功和失败。在基督纪元的第一个干年内,一个追求圣徒式的生活而抛下家庭不管的人备受人们的称赞,虽然时至今日,人们觉得他还应该给家里准备点什么。

  我想,在感餐之徒与胃口健全者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深层次的心理差距。一个过分发展了单一欲望的人,往往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烦恼,他时刻在寻求躲避无法摆脱的恐惧。这种情形在嗜酒狂那儿是显而易见的。这种人喝酒是为了遗忘,如果他们的生活中不存在幽灵般的恐惧,他们是不会以为烂醉如泥比神志清醒更令人快乐的。正如传说中的一位中国人所言:“要么滴酒不沾,要么一醉方休。”这正是嗜好的过度和单一的典型。在这种嗜好中,被追求的不是乐趣,而是忘却。然而,以酗酒的方式获得的忘却,与发挥合乎需要的才能所获得的忘却是截然不同的。鲍洛那位自学中文的朋友,也是为了摆脱丧妻的悲痛而去寻求忘却,不过他的忘却却得自于一种毫无害处的活动。不仅如此,这项活动还丰富了他的智慧和见识。除了这种形式的躲避之外,其它的各种形式都不值得提倡。那些通过酗酒、赌博或其它任何形式的无益的快乐来忘却的人,往往事与愿违。确实,还有种种中间的情形。如果一个疯狂的人感到生活无聊之极,他上飞机或山顶去冒险,对此我们又能说什么呢?如果他的冒险是为了某个公共利益目标,我们应该敬佩他;但如果并非如此,我们就不得不把他看得略胜于赌徒和酒鬼了。

  真正的热情,不是那种实际上寻求忘却的热情,而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,除非它被种种不幸给扼杀了。小孩子们对他们看到的和听到的任何事情都充满兴趣;世界对他们来说充满了新奇;他们不停地以热烈的情感追求着知识,当然,这种知识不是那种学者式的知识,而是那种对引起他们注意的事物的熟悉过程。只要身体健康,小动物即使长大了,也会保持着这种热情。一只被关在陌生房子里的猫是不会躺下休息的,除非它嗅遍了房子的每个角落也没有闻到一丝毫老鼠气味。一个从来没有遭受过重大挫折的人,将保持着对外部世界的天生兴趣;而只要他保持这一兴趣,他就会发现生活充满了快乐,如果他的自由没有受到不适当的限制的话。在文明社会中,热情的丧失大部分是由于自由受到了限制,而自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。原始人一旦感到饥饿,便会去打猎充饥,这当然是受着直接的冲动的摆布。一个每天早上按时上班的人,在根本上也受同样的冲动的驱使,这一冲动即为了生存的需要。不过在后者的情形中,这一冲动不是直接的,也不是当下就会产生作用的,它是间接地通过抽象词语、信念和意志发生作用的。当一个人去上早班的时候,他并不感到饥饿,因为他刚吃完早饭,他仅仅知道饥饿会再度光临,只有工作才是解救这一未来饥饿的手段。冲动是毫无规律的,而文明社会中的习惯是有规律的。在原始人那儿,甚至集体的活动(如果确实有这种活动的话)都是自发的和冲动的。当部落要去作战时,锣鼓声便振起军威、激起斗志,激励着全体成员从事必要的活动。而现代冲动则不能这么对待。当一列火车必须于某一时刻启动时,人们不能用土著人的音乐来激励服务员、驾驶员和信号工。他们必须做着各自的工作,仅仅因为这些工作必须有人做;也就是说,他们的动机是间接的,他们对活动本身没有产生任何冲。动,而仅仅着眼于活动的报酬。大部分社会生活都存在着同样的弊端。人们相互交谈,并不是出于任何交谈的愿望,而只是为了从合作中获得原先期待的最后的益处。在生活中,文明人的冲动时刻面临着束缚:一个人偶然感到欣喜,他不能在大街上手舞足蹈;而当他感到悲哀时,他又不能坐在台阶上哭泣流泪,以免妨碍行人交通。年轻时,他的自由在学校受到限制;成年时,他的自由又在工作时;司内遭到约束。所有这些,由于不断的束缚会产生疲乏和厌倦,因而都使得热情无法维系。尽管如此,如果不对自发的冲动加以某种程度的约束,一个文明社会便不可能存在,因为自发的冲动仅仅造成最简单的社会合作,而不能产生那些现代经济组织所要求的高度复杂的合作。为了排除这些抑止热情的障碍,一个人需要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,或者,如果他幸运的话,拥有一种他感兴趣的工作。从统计数据来看,所有的文明国家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其健康状况都得到了稳步改善,但个人的精力是否如此,则难以定论。不过,我怀疑现在的健康者的体力是否与以前的一样强壮。由于这个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社会问题,因而我不准备在此对它作深入的探究,然而它也有个人的或心理的一面;对于后者,我们已在有关疲劳的章节中作了探讨。有些人不顾文明生活的种种障碍,拼命地维持着自己的热情,而有一些人,只有当他们从耗费了大量精力的内心冲突中挣脱出来后,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。热情比起必要的工作来,需要更为充分的精力,并且这又反过来要求心理机器的平稳运转。对此,我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加以更多的讨论。

  在女子那儿,虽说现在比以前要好一些,但在很大的程度上,她们的热情被一种错误的自尊观念极大地削弱了。人们往往认为,女子对男子抱一种明显的兴趣是可恶的,在公众面前表现出太多的活力也不怎么受人欢迎。为了学会不对男人感兴趣,她们常常学会了不对任何东西感兴趣,或者除了某种正当的行为外,不对任何其它行为感兴趣。教导一种对生活采取消极和回避的态度,无疑是在灌输某种对热情有害无益的东西,无疑是鼓励某种对自身的专注,这种自我专注是极讲体面的女子的特征,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女子尤其如此。他们对普通人感兴趣的体育活动漠不关心,对政治不闻不问。对男子,她们抱着一种一本正经的态度,对女人,则在暗中抱着敌视的态度。她们深信自己比其他女人更加体面和规矩。她们自我炫耀说,她们独善其身,也就是说,她们对同胞的冷漠无情,在她们看来,倒成了一种美德。当然,人们不能为此而指责她们,因为她们也仅仅是在接受与女人相关的长期承袭下来的道德说教。但是,作为压抑制度的令人同情的牺牲品,她们并没有能够认识到那种制度的罪恶性,对这种女人来说,所有的不慷慨是美德,所有的慷慨反而是罪恶。在她们自己的社交圈内,她们从事着那种扼杀快乐的活动,在政治舞台上,她们则偏爱压迫性的法规。令人欣慰的是,这种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少见,但比起那些生活在解放了的圈子里的人所主张的目标来,差距还很大。如果有人怀疑这一说法,我建议他去几幢供出租的房屋那儿找个住处,并在找房的过程中,留心一下那些女房东,他便会发现,那些女人具有一种女性美德意识,这种意识从根本上包含着对生活的热情的无情摧残。他会发现,这一切的结果是心胸狭窄,气度偏狭。合理的男子美德和合理的女子美德之间没有什么差别,至少没有传统所说的那种差别。对于女人正如对于男人一样,热情是幸福和健康的奥秘所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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